在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案[29]中，一审和二审法院都没有对实体问题进行审理，似乎是避开了实质内容的判断（如认定学术不端行为和抄袭剽窃等），仅对程序正当与否进行了审查。

下文将在我国实定法中寻找这一保障的规范依据，从而使得自主办学真正有资格成为法解释学的对象。后者依的法完全拥有立法自由。

当然，《高等教育法》规定之外的重要议事机构还包括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生代表大会甚至教授委员会等（《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11、 12 条）。其次，明确了上述原理后，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的公法关系就很清晰了。参见黄宇骁：《也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第一，我国所谓的行政机关并非与西方意义上的行政机关等同，相当数量的行政主体拥有立法权，可以以上位法的执行细则或职权立法为理由创设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权利义务规范。可以说迄今为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主办学保障法律体系，为法解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

当然，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在宪法层面谈自主办学本质是一种规范性意义上的立法论，换句话说即怎样依宪立教育法的问题。其次，明文规定高等学校实行自主办学原则的法律是《高等教育法》，它具有全国性效力，是直接提到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人大立法。但在具体执行中，我们知道，诉讼耗时过久，行政机关出手难度不小，消费者机构来协调又是没牙的小猫，看着用着都不吓人。

各种细节性的制度也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性作用。还有讲故事的久而久之把自己都忽悠了。而身边的人的利益考虑与不考虑，尊重与不尊重都没有关系。教育中，如果告诉孩子，老师的铅笔橡皮，谁也不许动。

进入专题： 宪法意识 。要人权还是要人全？有的地方简单粗暴一刀切式地强推防疫措施，没有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采取侵害最小的方式。

第一，生命权、健康权本身就是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古代先哲、近代启蒙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乃至我们大多数人，都承认，人与人在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上是平等的，不因权力的高低、财产的多寡、出生的家庭而有所不同。这一坐、一站、一跪，把人的尊严分了类。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拥有意志和行动的自由，很难说他是一个完整意义的现代人。

如果有个小朋友，天天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自己的爸爸是谁谁谁，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别人要把玩具都给他玩，与他不同的小朋友都是坏孩子，别人的优点一概视而不见，严于律人，宽以待己。（2）尊重规律基础上宽容对待人的多样性。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一个公民拥有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得干涉的。而通过自媒体，哭闹这些非正规的维权途径正在有成为主流维权方式的可能。

宽容通过了解、坦诚、交流和思想、良心及信仰自由而促进求同存异。推动中国社会儿童教育从道德自省到权利意识变迁，从血缘亲疏到一视同仁变迁，从压制性向激发激励性变迁，从封闭自我崇拜向开放包容变迁，从命令服从向自尊自信变迁，法治社会所需要的自律、自治会慢慢生成。

现实中，我发现这样的孩子很少。有的时候遇到的是固化思维的阻碍。

宪法的存在就是肯定、呵护这些人之为人的天性，或称之为权利。我曾经问过一个闯红灯的孩子，老师没告诉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吗？这个小朋友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就过去了。这和我们现代社会的宽容还有很大的不同。宪法的演进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祛除积弊，适应文明的努力。大词容易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但这种故事往往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而显得不够平易近人，用处不大，甚至面目可憎。财产权提升了为财产而奋斗的动力。

5、尊严激励 君臣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共坐火边——站于身边——跪于庭前的历程。{6}李勇：《中国社会进步应避免岳母思维》，《领导科学论坛》2015年10期。

有人曾观察马云，认为他是一个能够发挥大家的长处的人，用的是授权性思维，谁能干谁上，赋权驱赶，培养了很多能人，效果也比靠一人更好。没有人不珍视自己的权利，没有人不希望有尊严地活着……人的宪法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又好像孩子心爱的玩具，如果你总不提起，她也会忘记。

可以看到，这个人并不坏，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不是管出来的，而是靠大部分人自觉出来的。

毫无疑问，以自治为基础的语言更容易接地气，也更容易操作。拒绝人的多样性，要么社会变得虚伪而多情，要么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古代社会财产权保护得不好，投资的积极性就低，再生产能力就差。看似强大但实际不堪一击。

这样的社会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大词的过多使用，社会有虚伪而不务实的变异风险。

多见的是把自己又描绘成了真龙。（4）以解决问题为着眼点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自由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3）不在非黑即白中做出极端性的抉择。（二）儿时培养 有权机关经常抱怨事儿太多管不过来。

在现在孩子的学校里依然广泛存在不够尊重的情形。而我国的司法机关不被很多老百姓所信任，滥权也屡见报端。有时要么把一些人看成一点错误都没有的神，要么因一点问题恨不能揪出祖宗十八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这样评价法国，国内最有权势、最有知识、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找驾驭革命的方法，以便对它进行领导，因此，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力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而独立壮大起来……但到后来，当它由于自己举止过分而削弱时，立法者边设计出鲁莽的法案去消灭它，而不想法去引导和纠正它，立法者不愿意让它学会治国的方法，而挖空心思要把它挤出政府。

比如古代社会人的尊严没有保障，我们看到就会层层下压，压到阿Q这个层面，没办法就精神胜利，但指望他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去做对的，很不容易。大词有利于使用者免责，却不利于执行者实施。

再如古代社会自由度不高，工作的主动性就不强，创造力也不足。尤其是，宽容以积极的态度承认普遍的人权和他人的基本自由。

奥地利学者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生活在迫害的年代》中记载了16世纪瑞士在加尔文时代被宗教（新教）所迫害，展现了加尔文的残忍和贪婪。减少大词使用，有助于从语言习惯杜绝形式主义，这也是向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变的必然要求。